双重标准

   面对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我们挣扎着拒绝接受"人生是残忍的"这一定论。如果我们不能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没办法替他们寻求补偿，或不能帮助他们卸下重担，那么我们只好屈服在另一个易于接受的信念之下。我们只能说服自己，这些人的不幸都是自作自受。我们迫切希望世界是正义公平的（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也可能会莫名地失去我们的工作、家庭、健康、理智和小孩），并因此创造出"恶有恶报"这种抚慰人心的妄想与臆测。

    一系列研究我们对他人的观感如何因为目击他人遭遇苦难而发生转变的实验，证实了我们深信世界必然存在正义。在这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带领受试者鱼贯进入大厅，并告知他们将在闭路电视上观看另一位受试者的学习实验过程，他们的任务是评量这位受试者的行为。

    一位被称为史都华医生的研究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他将某位受试者带离观众席，同时告知所有受试者，下个阶段的学习实验将会采用强力的电击来惩罚学习中出现失误的受试者。这位不幸的受试者于是有如待宰羔羊般地被带离大厅，不久后旁观的受试者即在电视上看见刚被带离的受试者身上接满了电极。每当这位受试者在学习实验的过程里出了错，实验者即以电击来督促她学习。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事实上这位不幸的受试者是研究人员的助手，旁观者看到的电视影像则是来自预先录好的录影带。研究人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受试者的学习情况，那只是用来骗取旁观者观看他人受苦的手段。在旁观者观看录影带之前，实验者向旁观者介绍了第一轮电击后受害者将面对的情况。例如，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得到（依可容忍的程度排列）零报酬、微薄的报酬或丰厚的报酬，作为参与实验的奖励。而在另一个更令人不快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在第二阶段的实验中遭受更多的电击。在最极端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试者必须接受电击，才能领取到奖金。受试者在得知自己将遭受电击时，表示她感到害怕，并请求退出实验。一丝不苟的史都华医生并不为所动，还告诉她如果她退出实验，旁观的受试者将不能领取参与实验的奖金。最后，受害者因为旁观者的缘故，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继续参与接下来的实验。

    在观看学习实验的影片后（对同情受害者的旁观者来说，这显然是一段相当痛苦的经历），旁观者必须评价受害者的人格。所有旁观者看的都是同一部受害者参与学习实验的影片。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受害者人格的判定，会随着受害者的假定命运而改变。值得注意并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受害者拿到的奖赏越少（换句话说，实验越不符合正义），旁观者越不同情受害者，并更加鄙视将继续接受第二轮电击的受害者。那么，那位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烈女呢？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她是最被瞧不起的一位。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一个人的不幸会因不应得的谴责而变得更加不幸，这的确令人不寒而栗。可以证明这个结论的证据顺手拈来，我们不需花费太多功夫即可找到。为什么在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之后，四处流传着众多毫无事实根据的暴力和犯罪谣言？这是因为相信善恶报应更容易接受吗？没有人愿意想象老弱妇孺被困在废弃城市的景象——假设被遗弃在城里的都是些地痞流氓，这才不至于触伤我们脆弱的心弦。

    不道德的大脑不仅满足了我们这种"人生是公正而安全的"怯懦心理的需求，它还能协助维持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充当业余心理学家的大脑，时刻留意是否需要采用双重标准揣测他人行为背后的缘由。例如，我们倾向于谴责他人的人格来解释其过错。这乍看之下十分合理，但不妨回顾一下我们以各种借口粉饰过失的频率。我们并非因为欠缺周全的计划安排而拖延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意外或急事。我们算不得粗鲁且易怒——唯有圣人才不会因为累人的漫漫长日而心浮气躁。同时，我们也不是因为自私和冷漠才迟迟未将钱捐给慈善机构，只是因为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当我们的表现不如预期时，以客观环境不允许为由来敷衍搪塞，可以让我们免于得出自己其实既无能又无情的残酷结论。

    我们是否也会以同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缺失时，总会发现客观环境不利于我们展现无穷的潜力、端正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奇怪的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他人的处境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极为关注，对他人的处境却漠不关心。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当受试者被要求预测何时可完成实验者交付的作业时，往往未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因素一并纳入考虑范围。我们习惯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归咎于无法预料或不可抗的因素，这种倾向让我们满怀自信，确信自己这次必定可以准时完成任务。但换做预测他人何时可完成任务时，过去的失败经历则突然变得不容忽视。

    在同一个实验里，已经知道其他学生之前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受试者，对这些学生这次何时能完成作业的预测显得较为保守谨慎。受试者把这些学生视为积习难改之辈，因而纷纷延长了他们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们的货轮晚点是因为情境之浪，他人的邮轮则是出于怠慢之心而迟迟不入港。

    在这种种以自欺和伪善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性的光明面：我们愿意将仅适于解释自我行为的宽容心态，沿用到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以比对待自己更为宽容的态度，包容伴侣的行为（这也许正如某位爱挖苦人的两性专家所言："爱上不寻常的人永远比爱上不正常的人有面子"）。这种对伴侣的体贴入微，似乎是维持幸福关系的关键。相比之下，在离婚边缘徘徊的夫妻，不但认为自己比另一半更有道德，而且还以最苛刻的怀疑态度看待另一半的举动。不论对方再怎么体贴，他们也会无理地予以斥责。即便夫妻双方对其婚姻尚属满意，也有可能在某一特定的瞬间关系变得紧张。例如，当夫妻双方分开接受以婚姻中的冲突为主题的访谈时，他们会各自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辩解，通过描述争执发生时的情境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正如在学校操场四处皆是"老师，他先打我"的哭叫声一般，尽管夫妻二人争辩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几乎每个人都宣称错在对方。我们完全忽视了足以证明对方清白的证据，夫妻见面犹如冤家碰头。

    我们评价他人时，亦如评价自己一般带着善意。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将手臂伸入装有冰水的桶子里，并告知受试者只要持续把手臂浸在冰水里，每过一分钟研究人员就会捐出5角美金。受试者随后必须评估自己对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受试者一面擦干冻僵的手臂，一面依据他们对协助慈善机构的期望程度，而非为慈善机构赚来的实际金额，衡量他们的贡献。受试者依据自己预期完成的目标，而非自己实际完成的结果，高估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善意，但我们却无法看清他人心中的意图，因此容易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忽略了其行为背后的意图。对我们而言，自己的善意总是比他人的善意更具价值。上述实验里的另一组受试者只需在一旁观看其他受试者为慈善事业牺牲奉献，而对其动机毫无兴趣。当被要求评判其他受试者的慈善贡献时，这些旁观者对做出奉献的受试者的善意毫不关心，完全依据结果进行判断。而即使是接受过主的祝福的夫妻也难以将彼此的动机纳入各自的看法中。上述接受访谈的夫妻，强调自己善意的几率比强调对方善意的几率，高出4倍之多。